哲学史

所昭示给我们的，

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

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

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

自然和心灵的本质

——深入上帝的本质，

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

理性知识的珍宝。

                                                      ——黑格尔

黑格尔这段醒语可谓是任何研究哲学史著作重要性的止言，闻此语而止言，却非止于思考和发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渊薮按照学术规范性只可追朔到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成书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单就这两部书来讲，《宋元学案》是一部近乎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正规断代哲学史，《名儒学案》亦具其名，但就其内容来讲是明代心学的发展史。及至清末，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阐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嬗变的逻辑轨迹，其中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则是其重要的价值之一，探其缘由，是明末清初的学术主要是在哲学和思想两方面探究。转至近代，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采西方学术研究之方法，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思想，具有开山之功。尔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便陆续出版，主要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两家的研究方法各异，观点偶有重合之处，却非旨向一处。但两套书都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著作。在这里还必须提及近几年出版的一套由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编写的《中国思想史》和一套由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合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卷一）和《观念史研究》，他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思考从支配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取向和现实思想的渊源研究为切入点，也开创了另一种方法论，提供了多一种思考的可能。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思想，考虑到传统社会和近代现代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大差异，人类对主客观的认识发展也经历一次跳跃，这一点可以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窥见，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确可是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而冯友兰先生正是用这一现代的科学的方法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思想。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读完这部著作，确有此同感。这里谈一下我读完此著作的几点发现。

一、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哲学吗？有诘难者问，哲学一词本是西方的学术词语，在战国以前的封建社会和以后的传统社会中都没有主动意识到并发现和创造这一学术范畴，以西学之一词来解读中国几千年思想，是否合适？现在看来，存在的问题已是一个终极问题，无可辩驳的必要，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必须回答的是合适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简要探讨一下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思想史而没有哲学史，或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先哲思想言论只能称之为思想史，而不能标签哲学史这一西学概念。我认为，思想史是支配当世社会存在发展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的存在可以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出来，进而再投射到行动上，例如宋朝的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人们的行动中即可表现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大众化追求。如果引进哲学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当时宋朝的哲学思想则是“道”学（也有称之为“理学”的，但冯友兰先生认为不科学，这里从冯友兰先生的看法）和“心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宋朝的哲学发展大致为前期道学中程颐，程颢是肯定，张载是否定，朱熹是否定之否定。而在前期道学的发展中朱熹达到了最高峰，达到最高峰之后，变也是下一阶段发展的开始，也就是肯定，随着这个肯定，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心学”就发展起来，这样，陆王心学是否定，王廷相和罗钦顺否定了心学，开始了后期道学的否定之否定，最后王船山达到后期道学的最高峰。这样分析开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仅能够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梳理清楚，更揭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除此我们还可以很清楚得发现，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吻合西学三段论中的逻辑分析。举宋朝一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确可用西学的哲学概念定义和分析，来让人们更好的认识理解。也不存在“体用”不统一不符合的问题。试问，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这个客观思想和西学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析方法来讲，谁为体？谁为用?前者为体的话，后者便不能成为用，因为后者只是提供一种认识的的方法和解读的观点而已，我们讲，科学的方法总归是没有错的，观点更需要不断的创新和丰富。这样才不至于“一叶障目而不见全树”。

二、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为何可以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解释和分析，这就涉及到语用迁移的问题。这种情况在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社会时曾出现过，当时解释佛教教义和教条的时，就是运用中国传统已有的语言语义去比附解释佛教用语，这种现象称之为“格义连类”，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格义”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佛教的传入开创了汉语解释外语的先河范例，此后佛教的不断发展又丰富了汉语的语义和语用。例如“世界”“顿悟”“天女散花”“阶级”等我们常见的词语。这样，有佛教传入中国和适应中国的经验，当近代中国国与家的危机爆发，欧风美雨强势闯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短暂的惊讶和失措后，再次运用格义连类的方法，将西方科学概念和学术概念语用汉语对比解释，但是随着社会革命的进一步深入，这种语义的牵强比附显然成为人们抨击顽固守旧的证据，这样，汉语第二次吸收外来语言来丰富自己的语义和词组。但这次不同的是，汉语吸收借鉴的语言是日语，例如“干部”“会议”“游行”等词语都是从日语直接翻译过来成为汉语的常用语。基于此分析，西学阐释中学并不存在消融中学和稀释汉学的危险，我们讲现代化的学术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学从西学，这是潮流，自然是不可逆。但是，依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浩繁复杂，是否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运用的西学的概念解释，即使能够被解释，是否逻辑嬗变也同样能被解释。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中学西学的互证和互释问题，能够被很好的解决而不留痕迹，这也是这套书的高明和精彩之处。冯友兰先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引入中国哲学，这样中国哲学思想的就可以被科学的认识。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划分论的方法，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思想的渊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并不是以西方哲学的“用”来比附定义中国哲学，并不是符合西方哲学范畴的中国思想才属于哲学，反之则不是。冯友兰先生以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思想为“体”，本其体而用他法，以“体”为唯一的根据和内容，解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兼采中西，而不失本土民族特性的重要原因。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重要的就是梳理逻辑，哲学思想本来就隐藏在社会思想的最深处，在传统社会更是如此，如果运用西学的概念完全理通，这更是设置了双重困难，难乎其难。从天道观开始，冯友兰先生解释为宇宙秩序的生成，并且在书中加以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旁证阐释，并且在世界图式的互释中对比了中共汉朝的谶纬学纬书和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世界图式，以此更好的突出中国哲学的独特和与西学的异同。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新编》都将中国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融会贯通，例如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古今观，从主客观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古代思想中“物我”的关系，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传统社会中由人际关系推演到宇宙秩序，同样也分析解释了从宇宙关系推演到人际关系。全书无一例外都是这种体例范式。

如果反过来运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词语来解释西方哲学，“哲学”一词我想比较准确的可以对比为汉语中的“道”。但是这一概念又广而无边，小至无涵。有“道之大，原出于天”的哲学概念，有“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伦理概念。仿佛又归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贵有”和“崇无”的死循环辩论。其实不然，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玄妙之处，而《中国哲学史新编》正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阐释梳理了中国哲学史，可谓知“道”。然而“言”是否可以尽“象”，这当然取决于读者各自的看法。

 作者：闫 磊 2014级马列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