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感因素对现代婚姻家庭的影响

一、前言

《生育制度》是一本关于家庭社会学的著作。费孝通先生根据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在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整理、编写而成。书中主要论述了婚姻家庭中所担负的有关生育子女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本书所论述的不仅仅是有关生育，凡是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都讨论到了。其中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

书中把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主义功能论与布朗的社会结构功能论进行结合作为视角，主要还是偏向于结构功能主义。文化功能论强调将社会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整体进行分析，各种社会制度都有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意义。费先生受到了文化功能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指导，更加强调文化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书中提出“种族需要绵延”才是生育制度的基础。这也是两性结合从原始的满足生理需求向满足社会需求转化的一个决定因素，也是人类社会从分散的情形走向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种族的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一个家庭这样的子系统可以完成的任务）。社会完整是个体生存的条件，而这依赖于人口稳定，以保证足够的人口维护社会结构，而这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所以，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绵延的人为保障。

新的社会分子的出现从新的家庭开始，新的家庭在社会中就始于一个新的婚姻。作者从婚姻入手，发现在婚姻的夫妇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即感情和事业合作的矛盾。这两者之间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怎样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存环境。

在整个婚姻中的核心结构是父母子这样的三角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构成了生育制度的核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抚育下一代，父权制下往往会出现严父慈母的现象，这与夫妇在社会性抚育和生理性抚育上的侧重具有一致性。而在婚姻与家庭的运作过程中，呈现出的也是单系偏重，这样的安排有效率方面的考量，然而带来的链条式的影响，包括子女的教育、继承权、嫁娶、亲属扩展方面的单系倚重，也带来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抚育的结果即是社会继替与时代交替，最终实现家族的延续以及种族延续，以及社会结构的稳定。

通过功能角度的分析，这对于解释各种历史现象以及婚姻家庭的起源很有说服力，事实也很能解释作为群体记忆对于塑造生育制度、婚姻家庭的作用，费先生在本书中有些部分也在按照个体的感知来展开自己的论述。

不过我认为在群体和个体之间，历史与人生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功能的视角对于历史和群体选择有很高的解释力，但是却不那么适用于对个体的分析。

二、经济因素对现代婚姻家庭的影响

从历史逻辑的角度上来讲，固然，种族延续的渴望对于生育制度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构成了一种历史记忆。现在，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社会对于生育的要求与期待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就经济结构而言，现代的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创生出的社会并不那么鼓励生育。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对传统乡村社会做了一些描述，可以看到的是，孩子在十岁左右就成为了家庭与社区的劳动力，家庭事务与生产事务具有很大的共同性。

那么现代经济社会若何？现代社会结构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规模教育，中国大陆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强制性不言而喻，这是国家与法律层面上的；而从经济的视角上看，为了在社会上取得更好的竞争力，高等教育则是大部分家庭的期望，对于下层阶层来说，“读书改变命运”，是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基本的需要了。所以，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深受影响，孩子受教育年份延长，在其毕业与就业之前，孩子不再是劳动力，而成为了家庭经济开支上的重要部分。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是改变“养儿防老”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经济结构之外，另一个关注点则是观念。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生育观念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偏好三个因素。“计划生育”时代开始，在生育子女的期望上，国家在数量方面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在生育偏好上提出“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以及在时间因素上“晚婚晚育”等计划生育宣传口号。计划生育的政策已经对于人们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有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依靠行政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

从现代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社会政策出台是为了整个社会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因此社会政策这一因素还是受制于经济因素。

以上的论述是从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新的环境、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氛围某种程度上正在淡化生育的重要性与作用，传统的观念与文化依然有很强的作用，但是人们从延续家族的角度看生育呈现淡化的态势。当然，生育依然是重要的，对于社会大部分人群而言，抚育孩子也是人生完整性的一个标志。

三、情感因素对现代婚姻家庭的影响

功能主义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待婚姻的作用。而站在当前时代从个体角度出发,下一代是青年夫妇之间爱情的结晶。

“没错，我说过我想要两个孩子，龙凤胎，一个男，一个女，儿子我来带，女儿你来带，将来他俩对决，是吧。我让儿子学法语、高尔夫、学骑马，凡是我学不会的他都得学会。但是没有你，这些根本就没有用……我想要的就是你，将来陪我到老的还是你呀。”《男人帮》中，罗书全对自己无法生育的女朋友如是说。

从个体的角度解读，对于年青一代而言，生育的重要性正在降低，虽然影视作品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当前医学的发展与观念变化正让年轻人不再那么注重生育这一单一因素，而将重点放置于感情之上。

费孝通在书中认为夫妇必须在事业合作与感情这两者之间平衡，这两者并不是那么兼容的，有时不可兼得。其认为：“夫妇之间可以偏重感情生活的发挥，必须在一个生活程度较高的社会，其中具有各种设施可以减轻他们抚育的责任以及经济上的劳作。”青年人若想通过恋爱组建完美的家庭，需要的条件是“社会上要把夫妇关系的任务减得很轻，使夫妇不必经营全面的合作，甚至减少到只有性和感情的内容”。

站在现代的角度看，男女比较普遍地实现自由婚恋，那么在事业合作与感情之间的天平是否向感情这一端倾斜了呢？恐怕没有。毫无疑问的是，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把感情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只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单相思”。婚姻是一个现实问题，会将两个家庭以及更多的社会关系卷在一起。

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抚育”的解决。这个“抚育”不再仅仅是对下一代人的抚育。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产模式，对于青年夫妇追赶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再往简单了说，其实就在于夫妇间在经济上的压力。笔者在此以最普遍的房子作为一个例子进行分析，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房子是一个必须的物品，可以认为这没什么道理可言，但它就是一种没有道理的需要，房子意味着稳定与安居乐业。若要结婚，即使不全额买房，也要付首期买房。然而，房价、物价却给夫妇施加极大的压力。因为房子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剧情也在一次次的刷新着国人的想象能力。固然，在当前的中国城市中，有了孩子之后就分房而居的那种夫妇不那么亲密的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很难会出现，但是事业与经济压力却是显然的事实。有的恋人在走到婚姻这一步时，因为房子等经济原因而分手的情况，以及为了婚姻的相亲会中对于经济条件的诸多盘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社会虽然物质上极大进步，但是很大的压力某些时候将会构成对感情的挑战，感情缺乏保障。

一方面是夫妻面临走向婚姻以及日常的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还得回到生育制度中国对孩子的抚育这个视角上来。

根据《生育制度》我们可以得知，抚育孩子对于夫妇而言堪称是社会赋予的最重要的事业了；对于很多夫妻而言，孩子的成长与成才也是最重要的事业。“从总体上看，现代人们生育孩子的功利色彩已遭到较大程度的削弱，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生育孩子的功利目的早已经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更看重的是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乐趣、强调的是孩子对于家庭的完整性、自我生命延续以及精神慰藉等非功利性目的。”这是2007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在孩子的抚育上，人们淡化了“养儿防老”等功利目的，但对孩子的投入却更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几乎是当代中国城市夫妇的常用语言，读好的小学，升好的中学，读好大学，找好工作，都成为父母对子女的期待。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很多夫妻在孩子考了大学之后就离婚也正说明了他们的这些年的婚姻是依靠孩子（这也是书中三角结构的重要功能的体现），这个共同的、最重要的事业来维系的，在孩子读了大学成年之后，感情上的真空将无可填补。绝对传统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原来越少（虽然平均而言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庭事务），女性充分就业，以及离婚制度的建立，都使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与家庭更为容易得走到尽头。所以说，费孝通认为，减轻夫妻事业上合作的压力有助于感情的发挥。我们若是反过来推导，则可以发现，当夫妻事业合作上的压力大大减轻，但感情处在脆弱与真空中，婚姻与家庭也面临破灭的处境。

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认为，当前社会虽然使得人们生育观念在转型，人们在婚恋上对感情的期待高于过去的世代，但是社会的经济与事业压力却使得夫妇难以在事业合作与感情的天平中完全去追求感情。

四、总结